“李叔叔，午饭给您送来了。”上午11点半，郭楠拎着餐盒敲开李师傅的家门，熟练地把饭菜摆上桌后，又帮老人滴好眼药水，然后盯着血压仪看了几秒：“血压还行，您先吃饭，别忘了吃药。”

从今年7月起，家住雁塔区大寨路附近的88岁李师傅每天中午都能等到这顿“准时饭”。老人眼睛不好、独自居住，远在河北的儿媳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郭楠分享自己当“共享儿女”、上门照顾老人的日常，便试着为公公下了单。这份跨越几百公里的牵挂，最终落到了郭楠这个“共享儿女”身上。

热饭热菜送上门，解的是眼前的难；可对独居老人来说，给陌生人开门却没那么容易。当越来越多的“共享儿女”走进老人的家门，这一模式在解燃眉之急的同时，也带来一定隐忧。

谁在当“共享儿女”？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像郭楠一样，化身老年人身边的“共享儿女”“社区儿女”，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其中，既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也有社区和志愿组织提供的无偿关怀。从实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机构付费上门、社区志愿陪伴和个人兼职服务。

郭楠是一名85后养老服务创业者。2025年，她在大寨路附近一小区内开办了一家家庭式养老院，通过短视频记录服务日常，并逐步拓展助餐、助洁、助浴、代办等上门服务。“我能在家庭养老院照顾12个老人，也能走出去服务更多老人。”她说。

李师傅的儿子一家在河北工作，平时无法回西安照看老人。儿媳通过短视频平台刷到郭楠的视频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几天午餐，确认靠谱后才固定下单，由郭楠每天上门为老人送餐。除了送餐，郭楠还会帮老人代买日用品、测血压血糖、滴眼药水，天气晴好时搀扶老人下楼散步。“老人独居，视力不佳，外卖骑手人员不固定，安全性难以保障。我们不一样，老人清楚我的养老机构就在社区，有事随时能找到人。”郭楠说。

类似的机构付费服务正在不断增多。杜丽芳所在的西安康源耆祥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依托多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开展助餐、助洁、助浴、助急、助医、助行等“六助”上门服务。杜丽芳介绍，公司推出“上门服务包”，涵盖精神慰藉、助行、送餐、助洁、助浴、康复理疗、代办代买等服务内容，中央厨房制作的两荤一素、配米饭和汤的餐食，每份收费10元。公司目前有工作人员40余名，已在城六区服务80多位老人。

今年1月，西安推出养老消费券后，该公司成为民政部门定点服务机构。杜丽芳说：“符合条件的老人或其子女可在民政通平台下单，理发20元、洗发30元，费用由民政部门和个人各承担一半。老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即便家中雇用了保姆，相关费用也可参与抵扣。”这意味着，不少老人首次享受到了政策补贴的上门养老服务。

社区层面的免费“共享儿女”服务也早已开展探索。2025年3月起，莲湖区西关街道解家村社区聚焦独居老人吃饭敷衍、精神孤独的痛点，发起“一顿饭的陪伴”志愿项目。通过“需求收集—服务匹配—过程反馈—持续优化”的闭环模式，将日常共餐转化为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倾听老人心理诉求的暖心场景。社区工作人员和热心居民组成的“解语花”志愿队，主动担当困难老人的“社区儿女”，依托“温情饭桌”“记忆味道”“双向治愈”等特色形式，陪老人买菜、做饭、就餐，在烟火日常中消解老人的孤独感。

新城区自强路街道航建社区则组织志愿者定期走访、看望独居老人，提供专属陪伴、代买代办等便民服务。社区负责人安琼表示，为老服务是社区工作的重点内容，社区正积极将零散的志愿服务整合为常态化机制，“让老人时刻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

与此同时，个人兼职“共享儿女”的服务在社交平台悄然兴起。记者在小红书、闲鱼等多个平台以“共享儿女”为关键词检索发现，不少网友发布了可提供上门照料老人服务的帖子。网友“冰楂姐姐”坦言，自身服务老人的经验并不丰富，目前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上门帮老人代买物资、打扫卫生、陪伴聊天。“服务价格可以协商，但安全责任等问题，说实话之前没有细致考量过。”

服务门槛不是价格是信任

服务送上门，第一道门槛从来不是价格，而是信任。

郭楠回忆，她最初给李师傅送餐时，老人也曾心存顾虑。“老人视力不好，又独自居住，突然有陌生人上门送餐，他不敢轻易开门。”为此，郭楠与老人的儿媳视频连线，同时出示机构备案资质信息，老人才慢慢放下戒备、接受服务。

杜丽芳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部分老人子女在民政通平台下单服务后，没有提前告知老人，我们上门服务时，老人误以为遭遇诈骗。我们只能打开民政通平台，逐条出示订单信息、机构备案资质，耐心解释说明。”她表示，后续通过老客户口碑推荐，服务信任度才逐步积累起来。

信任建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服务边界模糊不清。杜丽芳举例，平台上门理发服务单价20元，但服务过程中，老人常会提出额外需求，比如顺便洗头、修剪指甲。“我们不会当场讨价还价，只会耐心告知老人，平台各项服务均有明确定价，洗头30元，可享受民政部门半价补贴，支持现场加单、录入服务协议。”即便如此，服务过程中“顺手帮忙”的情况仍时常发生，全凭服务人员自主把握尺度。

除此之外，“共享儿女”“社区儿女”的称谓借用了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儿女”概念，容易混淆复杂的代际亲情关系与市场化服务关系，模糊养老服务的权责边界。同时，从业者队伍流动性较强，而老年人更适应、也更依赖长期稳定的陪伴，服务人员频繁更换，反而会给老年人带来负面心理影响。目前，各社区的同类服务在服务内容、服务频次、人员培训标准上差异较大，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规范与培训准则。

互助养老不能只靠热心

“共享儿女”并非孤立的服务现象。记者注意到，“互助父母协议”“在外互帮父母计划”等新型概念也在网络悄然走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主动帮扶异地独居老人，也期盼自己身在老家的父母能得到陌生人的善意照料。

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如何实现规范化、可持续发展？郭楠建议，相关部门可在社区规划增设更多养老服务配套设施，搭建老年人活动、照护专属场地，并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杜丽芳则希望加大基层政策宣传力度，“很多符合条件的老人及其子女，并不知晓养老消费券政策，也不清楚申领、使用方式，这就需要社区主动把政策红利送到老人身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晓勇认为，“共享儿女”模式与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固有观念存在天然差异。血缘亲情自带深层信任基础，而“共享儿女”作为新兴养老模式，难免会让大众担忧其过度商业化、持续性不足、流于形式等问题。这类新兴模式，必须经过长期市场和社会检验，才能真正获得大众认可与社会认同。

王晓勇强调，权责边界是“共享儿女”模式最需要警惕的核心问题。服务一旦冠以“亲情”名义，极易引发老人无边界的服务诉求，也会让从业者陷入“公益帮扶还是市场化服务”的角色混乱。若大众将“共享儿女”定义为需效仿亲生子女无限度付出，极易滋生道德绑架，最终导致服务模式难以落地存续。

在王晓勇看来，“共享儿女”这类互助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体系的有效补充，但必须明确法律关系与权责边界，夯实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制定统一的行业服务规范。具体可从多方面完善：明确志愿者及服务从业者的身份定位，签订规范的法律契约与服务协议；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为服务从业者和服务老人购置意外保险；针对从业者流动性大的痛点，推行固定结对服务模式，保障服务衔接连贯；同时，由省市层面出台统一的服务规范、培训标准，依托行业评优、荣誉表彰等激励方式，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认同感与行业吸引力。

“热饭热菜送上门，解决的是老人的一餐温饱；但真正让老人安心开门、放心接受服务的，是清晰的规则、稳定的陪伴和可托付的责任。”王晓勇如是说。

“共享儿女”让代际互助

有更多可能性

近年来，有不少在西安的年轻人化身老年人身边的“共享儿女”“社区儿女”，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其中，既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也有社区和志愿组织提供的无偿关怀。与此同时，据本报记者报道，个人兼职“共享儿女”的服务也在社交平台上悄然生长。

“共享儿女”的出现，折射的依旧是对个性化养老的期待。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不少年轻人在外地求学、工作而无法长期陪伴父母，独居、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上海推行“时间银行”1小时服务换1个时间币，到西安莲湖区西关街道解家村社区发起“一顿饭的陪伴”志愿项目，互助性养老模式已积累不少鲜活案例。总之，养老早已不是简单的“老有所养”。

基于此，“共享儿女”衍生出机构付费上门、社区志愿陪伴和个人兼职服务三种模式……无论哪种方式，无不在整合社会资源，细化“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这种自发的行为走红，回应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养老需求，是对传统养老服务供需错配的精准补位，效果亦值得称道。

再论“共享”的底层逻辑，或许这是银发经济中难被“量化”的一环。对老人而言，“共享儿女”让被看见与陪伴，精准治愈精神孤独，这是物质帮扶难以触及的。对年轻人来说，从老一辈的人生经验中汲取智慧，在奉献中体现自身价值，他们是服务者也是受益者。于是，单向帮扶的身份边界开始消解，代际间双向补给的温暖联结形成。它已跳脱“强者帮弱者”的叙事，而是让参与个体在其中找到力量，实现精神共生。

当然，“共享儿女”也不能仅靠一腔热血。目前这一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规范标准，比如多数参与志愿者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与资质审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过程信任建立难、服务边界模糊，一旦出现意外，维权缺少凭证；有偿“外包儿女”定位为家庭养老补充，依然难以替代亲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当市场还在寻找更优解时，不妨继续推动已有模式规范化发展，让互助性养老走得更稳更远。 （晋钰佳）

文/图：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姚瑞丹

编辑：陈雪

审核：彭坤 陶文

出品：西安报业传媒集团

西安报业·西安日报版权所有